天啓通寳乃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年间（1621~1627年）所铸，有小平、折二、当十三等多种品类，大小各异，变化甚多。“天启通宝”四字楷书，直读，除光背者外，小平钱背有星月及记重（一钱、一钱一分、一钱二分）、记局（户、工）、记地（京、浙、新、密、云、镇、院），另有“奉旨”等；折二钱背有星号、记值（二）、记地（浙）等；当十钱除光背者，尚有记值、记重、记地等数种，铸量也丰。平钱径约24毫米，重2.6~3.6克。当十大钱径44~48毫米，重19~35克，大小轻重变化较大。在当十大钱中，背十一两记重记值大钱版别相对较多，其中阔缘大字版，更以其阔缘、文字风格独具一格而深得藏家青睐。笔者有幸集得三枚此版大钱，现予以介绍以供藏友鉴赏。
一、天啓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厚重版（图1）
是品直径47.6毫米，穿径10毫米，厚3.2毫米，正面缘宽6.3毫米，背面缘宽7.5毫米，重39.2克。传世巧克力包浆，阔缘，穿口齐整，钱体厚重，平坦的地章上“天啓通寳”四字巧妙地分布在不大的地章间，面文楷书直读，既高挺、峻深，又端庄、大气。细观面文四字；“啓”字进，“寳”字昂，“天”字退，“通”字略降，四字按顺时针方向呈旋转状，显得静中有动，设计的非常巧妙。最特殊的是“寳”字，字型高大，笔画粗壮有力，颜体味道十足，其“尔”部首划呈小点状，几乎与第二划齐平，左下“点”划与“王”部最后一划相连很有特色。背文上“十”右“一两”，其“十”字进，“一两”几乎与上穿齐平且左右接郭，让人感觉很挤。经调查此阔缘大字版重量多在30~35克之间，厚多在2.6毫米上下。但此钱厚达3.2毫米，重量达到39.2克，可见其超越常品，当是钱局早期初铸的头炉钱，存世稀少。
二、天啓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薄版（图2）
是钱为传世品，直径46.9毫米，穿径10毫米，厚2.2毫米，正面缘宽6毫米，背面缘宽7毫米，重28.9克。文字与厚重版相比笔画更显疏朗俊逸，尤其“寳”字笔画纤弱有余而骨力不足。此钱穿口正面内侧有四个很规整的凹槽，说明此钱在流通过程中曾被民间作为固定垫片使用过。其包浆淳厚，钱体表面伴有轻微磕碰，外缘略显狗咬边，流通痕迹非常明显，当是一眼大开门的传世真品。是钱的最大特点就是太薄，只有2.2毫米厚，重量只有28.9克，按明律37克=1两计算，已经轻了8克多，可能是钱局中后期铸造的减重钱，所以个人将其定为薄版，不知妥否。
三、天啓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小样版（图3）
是品为传世黄亮美品，精黄铜铸造，直径44.2毫米，穿径10毫米，厚2.6毫米，正面缘宽4.8毫米，背面缘宽6毫米，重29.2克。相比同版其它钱，钱文笔画更粗，直径更小，尤其是外缘窄了许多，若不是从形制、文字风格来区分，很难将它归为阔缘大字版。刚上手时怀疑此钱被人剪边偷过铜，但与几位资深泉友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后，发现钱的边缘上因流通而留下的磨损磕碰等痕迹清晰自然，看不出一点人为的痕迹，当是完整品无疑。其重量29.2克也与薄版（图2）相差无几，应该和薄版一样都是天启年间钱局中后期铸造的减重币，因其直径太小，只有44.2毫米，所以称其为小样当是名至实归。
天啓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为记重记值钱，关于它的铸造时间、产生的原因及铸造地点，据唐石父主编的《中国古钱币》云；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病逝。同月，其长子明光宗朱常洛于丙午日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朱常洛即位之初，因政务繁忙，加之身体羸弱，每日又沉于酒色，故其在位不到1月就病倒了，并于同年九月即暴病身亡。因其在位仅1个月，还未来得及铸币，故同年12月，当其子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于天启元年（1621）即令两京及各省钱局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一年，称作“泰昌通宝”。泰昌通宝是小平钱，楷书直读。天启元年八月泰昌通宝铸期结束，随即开铸天启通宝钱。天启通宝开铸之初，所造仍系小平钱。天启二年，又令增设户部宝泉局，由户部右侍郎督理，名曰“钱法堂”。天启朝继承和发展了万历后期铸钱取利，用以弥补财政亏空的方针。在此方针下，京、省各处钱局广铸烂恶之钱，以求厚利，这与明朝前期各朝不惜铜、不惜工，务求工整厚重的传统迥然相异。天启二年七月，又令户部宝泉局开铸当十大钱，甚至两京以外各省地方钱局也曾允许铸造。天启三年（1623）后，由于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滥铸情况比较严重，在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地方铸钱局，此时所铸的天启大钱版本多、差异大，背文还出现了大量的记地、记局、记值和记重等形式。天启五年十月，因官、私所铸的轻劣当十大钱过多过烂，民怨较大，随令两京及各省停铸当十大钱，由朝廷用白银和小平钱换回，还将回收的当十大钱重新销熔改铸成小钱。并令各省在上缴赋税丁粮等项时，都用大钱缴纳，以便限期将当十大钱收完，故此钱的实际铸行时间应该是在天启二年七月至天启五年十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段。
笔者所藏的这三枚天啓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因其是在天启时代铸钱最为混乱时期发行的，按明律37克=1两来计算的话，其早期初铸的头炉钱就较厚重，铸造出39.2克的足值当十大钱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中后期的铸币，因其铸造的目的是为了取利，故铸行28.9克和29.2克的薄小轻劣之钱，当也在情理之中了。不过从存世数量上看，这种背十一两阔缘小样钱当时在民间肯定不受老百姓欢迎，因它个头太小了，一眼就能从众多大钱中鉴别出来，故现在这种小样版留存下来的反而更稀见。那枚重达39.2克的厚重钱，虽然百姓喜欢，但因为太重，钱局铸的越多亏的就越多，而天启时期，前朝为援助朝鲜对日开战而大肆铸钱，耗费了大量的铜材，至天启时，铜材缺乏问题已经较之前更为突出。既然铜材稀缺，所以这种厚重版阔缘大字钱，钱局铸造的时候肯定不会铸的太多，而其主要用途也就是放在钱局以备上级检查而用。
关于它的铸造地点，之前已经有多位学者研究过，笔者更倾向于苏北淮安铸造。原因：一是这种钱发现的数量极少（百枚以内），可以推断其可能是地方钱局试铸的钱币，因铜材稀缺，当初并未大量铸造并流通，否则，不可能只有少量发现。其铸期最大可能是在天启五年前后不长的时期，因此时宦官专权乱政，地方铸钱局蜂拥而起，正是滥铸情况比较严重的时期。二是此版钱多发现在苏北淮安及周边地区，其它地区虽然也偶有发现但数量甚少，可见其流通区域不大，地域性较强。据查，淮安在明景泰二年（1451）朝廷曾在此设立过漕运总督府院，统管国家东南片的漕运、盐运、杂货等物资的调拨，这个机构一直延续至清代光绪朝才被废除。天启时期在那种乱局下漕运总督府院利用其既有的地理位置，为给本部门谋取更大利益在此设炉铸钱，完全有这种可能。三是历史上天启朝之前的明朝政府确实曾在淮安设立过铸钱局。据《淮安市志》记载“万历五年（1577），于淮安设铸钱局，在老君堂废址改建。”由此推断，此版钱铸造于淮安地区可能性最大。
图1天启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厚重版（正、背）直径47.6毫米，重39.2克
图2天启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薄版（正、背）直径46.9毫米，重28.9克
图3天启通寳背十一两阔缘大字大钱小样版（正、背）直径44.2毫米，重29.2克
作者：黄木 黄明海
来源：《中国钱币界》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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