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铜钱及流通概说

17-02-14 14:56:55 中国集币在线 发表评论

  常常听朋友问起,明朝的铜钱为什么不是很多?对此问题,本文稍做解释,顺便也聊聊明朝货币发行流通的情况。谬误之处,以期斧正。

  一、纸币的发行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明朝建立之后,至洪武三十余年中,可谓连年用兵,各种征伐不绝,军费浩繁。在这种压力下,洪武八年(1375年),“宝钞提举司”(设立于洪武七年)开始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分六种面值,最大者为“一贯”(值一千文铜钱);最小者为“一百文”(值一百文铜钱);一百文以下使用铜钱。到了洪武二十二年,又增发了自“十文”至“五十文”的五种小面值纸币,进一步挤压了铜钱的使用空间。图1是“大明通行宝钞”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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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明通行宝钞”(以下简称“宝钞”)并非基于贵金属本位的纸币,并无黄金白银之类的“现金准备”。宝钞本身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全完依靠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但是政府的“信用”又从何而来呢?从理论上讲,这种“信用”应该依靠国库中丰厚的真金白银来作为保障,但宝钞并无此种保障。因此,不得不说,“宝钞”应属于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的“国定”货币。此外,在金元时期,纸币已经被广泛使用,政府积累了推广发行纸币的经验,民众无论在使用习惯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比较容易接受纸币的发行。例如,元代的“中统宝钞”,是一种基于银本位的纸币。当政府发现市面纸币过多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释放白银的方式回收纸币,来达到调节物价的作用。过量发行的纸币“宝钞”无法被有限的社会生产力所容纳的时候,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铜钱,作为金属,有使用价值,属于实物货币,如果铜钱的成份与重量相对稳定,其价值尺度也是相对稳定的。在纸币通行的制度中,铜钱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因而,通胀的结果一定是纸币相对铜钱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时候,纸币相对白银几乎已经贬值了一千多倍,“宝钞”名存实亡,基本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

  图2表示了八十余年中宝钞相对铜钱的比价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洪武九年的时候,面值“壹贯”的宝钞等值于一千枚铜钱,到了八十多年后的景泰三年,“壹贯”宝钞只等值于两枚铜钱了,贬值了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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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八十余年间宝钞对铜钱的比价变化图

  明朝前叶,官员的俸禄,部分发米,部分发钞,但是由于宝钞的不断贬值,官员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图三是明代一品官员的俸禄(转换成大米)自洪武年间到成化年间大约九十余年的衰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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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铜钱的铸造与白银的流通

  明代自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铸造洪武通宝铜钱,当时全国大约有三百二十多座钱炉,年产量约一亿九千多万文(枚)。彼时全国人口总数约6600万人,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铜钱也不过3文而已。如此杯水车薪的铜钱产量无法应付巨大的政府开支,因此,“大明通行宝钞”应运而生,而铜钱作为辅币只在小额交易时使用。洪武通宝有五种面值(五等钱制),最大的是当十文铜钱,比如较为常见的“洪武十一两”,意思是当十文,重一两(并非重十一两)。洪武通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铸造,因此版别比较复杂,出土范围也非常广大。永乐,宣德两朝只有小平铜钱传世,史料上也没有铸造大钱的记载,但是,传世有一枚永乐通宝背“三钱”铜钱,缺一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钱币展厅。笔者曾多次到上博参观,每次都要在此钱之前驻足,凝视良久。此钱基本无锈,铜色发灰,整体气息与小平永乐通宝完全一致。可能在永乐初年政府也曾想推行五等钱制,但试铸之后,很快作废,铸好的永乐大钱也尽数销毁。这枚永乐三钱也被砸去了一角,但不知道为何没有被回炉销熔,幸存到了今天。事实上,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铜钱的铸量并不算小,但外流十分严重,尤其在永乐宣德二朝,大量通过赏赐、贸易等途径流入了安南、日本等周边国家,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最。近年来,中国古钱币在越南、东南亚等国大量出土,洪武、永乐、宣德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可见,在纸币(宝钞)大行其道的年代,铜钱只好远渡重洋,寻找自己新的舞台了。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大约五十多年,史料上没有铸造铜钱的记录。这半个世纪以来,纸币已经贬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民间越来越多的使用白银和铜钱进行交易,政府不得不承认了白银交易的合法性(明朝初年,政府禁止使用金银交易)。为了维护纸币的威信,在纸币贬值过于严重的时候,政府甚至连铜钱的流通也要强加禁止,例如,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都曾经下达过禁止使用铜钱的政令。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在铜钱停铸半个多世纪以后,政府竟然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开始铸造“弘治通宝”。这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究其原因,可能是纸币不再通行之后,白银取纸币而代之成为主要货币,而白银在流通过程中虽然可以切割称量,但是毕竟不能分割得过于细碎,因此,很难达到纸币那么小的“面额”(最小面值十文)。这样一来,对铜钱的需求量应该有所增加。但是由于铜钱停铸多年,且屡加禁止,并且外流严重,想必到了弘治年间,可能出现了短暂的“钱荒”现象(市面的铜钱数量过少),因此,弘治钱的铸造应该不是政府的无端之举。弘治五年,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不久,在南美发现了富饶的银矿,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通过贸易流入中国,大明帝国从十六世纪开始进入了白银时代。弘治之后,正德没有铸钱的记录;嘉靖皇帝享国四十五年,嘉靖通宝的铸量也相对较多;隆庆通宝的铸造发行似乎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只是随着俸禄发放到京官的手中,当时的铸量就十分有限,留存到今天的就更少了。到了万历年间,铜钱的铸量突然激增。笔者以为,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张居正变法。通过变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民间的白银大量以赋税的形式流入国库(明代的大型银锭中,万历年间的最为常见),铜钱交易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万历三大征”的军费需求(万历年间三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三,人口问题,到明代万历年间,明朝立国已两百多年,人口数量相对明初已经增长了很多,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日益富足,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货币需求量自然也是正比增长。明史上多次出现有过户口丁数的记载,似乎人口数目在整个明代一直在五六千万左右徘徊。但这个数字非常值得怀疑:明初洪武年间的人口大约六千六百多万(洪武年间人口普查的数据应该比较严谨可靠),理论上讲,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4‰到8‰来计算,万历年间的人口数目大致应该在两亿左右才算合理。在崇祯年间一场陕北的饥荒就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这也能用人口问题加以解释:如果人口的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耕种面积的增长速度,饥荒是必然的,丧乱也是必然的。泰昌、天启、崇祯等三朝都有钱币铸造,泰昌是天启时补铸,铸造相对规范,基本没有减重现象,存世量并不算多。从天启开始,国家的币制就已经有了混乱的迹象,到了崇祯朝,钱币铸造更是乱象丛生,背面的文字林林总总达百种之多,加上史料失佚,给钱币收藏爱好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

  三、小结

  总而言之,明代的货币,前有纸币,后有白银,大大挤压了铜钱的生存空间,因此,铜钱的铸造量要相比两汉、盛唐、北宋等朝代要少了很多很多。近年来,研究明史的人越来越多,明朝钱币的收藏也越来越火热了。小小的铜钱上,承载了多少沧桑的历史,它们永远不缺乏故事,只是需要您那善于倾听的耳朵。

  图4是笔者收藏的一些明代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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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作者:马肖

来源:《中国钱币界》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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