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六月，新疆发生和卓后裔张格尔等人的大规模叛乱。叛军在中亚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很快攻占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参赞大臣庆祥以下官兵大部分遇难。张格尔大规模叛乱的突然发生，使清廷大为震惊，急忙从全国调集36000余名士兵，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率军平叛。道光七年二月，清军经过多次激战，收复南疆四城。清廷事后痛定思痛，认为张格尔叛乱得逞一时决非偶然，决定派直隶总督那彦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天山南路调查原因，办理善后事宜，加强和调整统治措施，重新稳定新疆局势。
那彦成在喀什噶尔等地巡查了数月之久，先后向道光皇帝上奏章数十份，提出了要建立各级大臣官员的考核制度、严格伯克的补选规定、增加新疆官员的薪俸、节省开支、限制伊斯兰教干预政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货币问题上，那彦成提出要在“当五”红钱之外，另铸“当十”红钱，从而在红钱铸造史上产生了一次新的变革。
这次变革，是以镇压张格尔叛乱为契机的。从乾隆时期以来，清廷在南疆的统治经费只能维持不到1万的驻军，而为了镇压张格尔的叛乱，清政府调集了36000余名士兵集中于阿克苏，这就必然在货币经济上产生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扬威将军长龄所说：“军兴以后，官兵日益云集……奸商高抬市价……”。又如那彦成所说：“军兴以来，食用因之增昂，兵民甚属拮据”。
最大的问题是银价的下跌与钱价的高腾。由于南疆通行红钱，不通行内地的制钱，因此从内地派来的军队携带了大量的白银，这些银两进入南疆市场必然引起银价的下跌。同时，在镇压张格尔叛乱之际，阿克苏铜厂的官兵一度调赴前线作战，阿克苏局“暂时停铸”，红钱的数量随之减少。于是，在南疆地区就出现了由过去“银贵钱贱”变为“钱贵银贱”的现象，白银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红钱的购买力迅速上升。
迨至张格尔叛乱被平定，从内地派遣来的清军撤退后，这种钱价高腾的现象仍在继续。清廷面临着需要增加铸行红钱而产铜量不足的矛盾。过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钱减重，实行货币贬值。乾隆时，红钱已经实行了二次减重。乾隆三十六年，将每文红钱的重量由二钱减至一钱五分。乾隆三十九年，又将每文红钱的重量由一钱五分减至一钱二分。因此，那彦成认为再采取减重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第一，在每文红钱重一钱二分的情况下，如果将其降至每文重一钱，重量只下降了二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钱荒”问题；第二，如果将其降至每文一钱以下，则重量太轻，又有“钱将不钱”、“有失体制”之虞。为了解决“钱荒”问题，只有采取发行高额货币，即铸“大钱”的方法。
道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彦成奏称：“奏为阿克苏鼓铸当五普尔钱文酌量增改以利益帑事……今拟以岁收额铜十分之七，仍铸重一钱二分‘以一当五’钱……再以额铜十分之三，改铸重一钱五分‘以一当十’钱……所铸钱文，模式围圆较当五钱加宽一线，背面各添铸‘五’字、‘十’字，以志区别”。他还说：“臣复广为察询商民回子等，佥称：以当五钱与当十钱相间通用，实为便利，事属可行”。对于那彦成的建议，道光皇帝作了批谕：“普尔钱以一当五，行用多年，兹那彦成等请改铸当十钱，相间通行，事属创始，必须试行无弊，方为妥协。著详加体察，如果通行便利，固属甚善，倘有轻重搀杂，格碍难行之处，即据实奏明停止。将此谕令知之”。该批谕下达后，那彦成遂于当年在阿克苏局试铸了“当五”、“当十”钱。
新铸红钱的正面为“道光通宝”四个汉字，背面穿左右为满、维文“阿克苏”，穿上下有“八年五”（图1）、“八年十”（图2）字样，既纪年又纪值，这是清代铸币史上的一大创举。“当五”即指一枚红钱当五枚制钱，这原本就是红钱与制钱的兑换比值，所以“当五”钱实际为小平红钱。“当十”是指一枚红钱当十枚制钱，相当于当两枚小平红钱，“当十”钱即为折二红钱。据《林则徐集•日记》记载：“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傍晚时已至托克逊……此地颇不荒寂，凡赴南路者，多于此地易换红钱，缘过此则不用红钱也。红钱一抵青钱五文者，背面铸‘五’字；抵十文者，背面铸‘十’字。今市上常用之红钱，背无铸字，每一文亦抵青钱四文之用”。
“道光通宝”背“八年五”、“八年十”钱的铸行，增加了市场的货币流通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疆的“钱荒”，逐渐改变了“钱贵银贱”的局面。而“道光通宝”背“八年十”钱是清代中后期最早出现的明文纪值的“大钱”，它比内地大钱早诞生25年，开创了清代铸造“当十”大钱的先例，成为了后来主张铸行大钱者的重要依据，更是后世咸丰朝广铸大钱的滥觞，其影响可谓深远。
作者：沈飞
来源：《中国钱币界》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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