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刊载于《钱币》报2014年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特刊，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于《钱币》报，转载于中国集币在线(http://www.jibi.net/)，谢谢！
—— 浅谈“唐代大中”并答泰山先生之二
《钱币》报刊登的泰山先生的《从“君宜王莽”、“放牛洪武”到“唐代大中”立意不成立》的文章（2014年9月上半月·第17期 C7版），写道：“有没有唐代的大中通宝”是伪命题。是真是伪，还需考证。
2014年，中国的第一伪命题是：反腐导致经济下滑。第二伪命题是：“大老虎”联手反扑。如果说“有没有唐代的大中通宝”是伪命题的话，也只能排到倒数第二了，倒数第一还排上，因为还有更差的，暂时虚位以待吧。
泰山先生的文章进一步写道：“应该说经过北宋、南宋、清代特别是现代对古代钱史的研究挖掘，什么朝代的什么年号铸了钱，都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这里我很同意这一观点，只是一个大致的结论，并非细致的结论。有了结论就不能怀疑吗？“汉兴是第一个年号钱”、“康定元宝无铜钱”就不能怀疑吗？“曹魏五铢”都搞清楚了吗？有了结论就不能改动吗？战国·齐的“鎰六化”方孔圆钱，清代以前释为“宝货”，现在为何又叫“鎰六货”或“鎰六化”了呢？钱币界的一致考证，那是国家队，文章是个人的观点，是业余队；国家队是君，业余队是臣；国家队是计划经济，业余队是市场经济；国家队是阳春白雪，业余队是下里巴人；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互不相干，并不影响。
《湖湘地理》2014年9月16日载文报道：“在海拔500米的垫子坪，20年前消失的阳彩臂金龟迎着灯光飞来。该物种20年前在国内曾一度被宣布灭绝，2000年后相继在重庆、湖南又有发现”。当然那是对于生物而言，我猜想其中的道理对于古钱的研究挖掘同样适用。
古钱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钱史的研究挖掘，从唐宋元明清特别是现代以来，只能说取得了一些大致的成就，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成就，还可以说是裹足不前，举步维艰，为什么徳国人布纳威可以号称清钱大王？这不正是应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了吗？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自唐宋元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现代以来，对于古代钱史的研究挖掘，都是人自为战，各自为战的游击战，虽然出版了很多关于古钱方面的书刊，大都是百家争鸣，大同小异，鲜有创造性的结论。中国科学院也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好，中国历史研究所也好，国家博物馆也好，都有像样的古钱研究所吗？有国家级的古钱分析测试中心吗？有权威的分析测试报告吗？国家一级的博物馆，各省一级的博物馆，有系统的完整的权威的古钱样品吗？不仅仅是50枚的古钱珍品就可以了的，中国几千年的古钱史，有多少珍品啊！造成今日古钱市场假仿品满天飞，真假难辨，谈假色变，又是什么原因呢？对古钱的辨伪也仅仅停留在“看包浆”是否古锈，“看文字”是否协调，“看形体”是否合理，“看币材”是否真实，“听声音”是否清纯，“辨钱色”是否贼光，“看钱相”是否神韵，“闻气味”是否松香，有松香则必假无疑，没有泥土芬香的，无一不是假货。对于古钱的辨伪，往往是靠人们的火眼金睛，有谁又使用了多少科学的测试仪器，最多是一块放大镜，一枝聚光灯，一把卡尺，最多加上一台电子称就不得了啦。又有谁使用了科学的测定方法，古画的真假检测，有些还测定了碳12或碳14，古钱测定过这些东西吗？以上都是一些偏激之词，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一、“咸通玄宝”并非唐懿宗铸用钱。
“咸通玄宝”并非唐懿宗所铸，正是唐懿宗不同意铸用，也非行用钱，这在何林先生的一本著作中讲的很清楚，何林先生的这本著作是《古钱的故事》（学苑出版社出版 200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北京东方七星印刷厂印刷），书中提到这是送样钱，这是桂阳监铸钱使王彤的呈样钱。为什么唐懿宗不同意铸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书中说：为什么不用“咸通玄宝”年号钱，至今仍是个迷。这距今已一千多年的历史，只能待考了！另外，我主观想象，这个王彤的送样钱，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八分书”，可能还有别的书体也未可知。
二、“有没有唐代的大中通宝”并非伪命题。
泰山先生在文章进一步写道：“‘大中通宝’并非‘年号’钱，此为明太祖为吴王时，未有明之国号，未改洪武号，先行铸的大中通宝钱”。古代帝王都忌袭旧年号，刘基有那样笨吗？连“大中”是唐朝的年号都不知道吗？那么，这个“大中”又作何解释？是大中国还是大中华？还是大吴的中国？“吴原年”是那一年？
公元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今安徽凤阳。公元1352年，郭子兴等人起义，攻占了今安徽凤阳，朱元璋在友人的帮助下，投奔了郭子兴的队伍，其时朱元璋应是24岁。公元1353年，朱元璋即回家乡招聘了700多人。公元1354年，朱元璋带领徐达、汤和等24人到定远，招编了张家堡馿牌寨民兵三千人，还收编了横洞山缪大亨的义兵2万余人，并用了10天加以整顿和训练，便形成了朱元璋的基本队伍，凭这支队伍，朱元璋攻下了今安徽滁州，公元1355年初，朱元璋带领他的基本队伍，攻下今安徽和县，进入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并命朱元璋总制诸将。公元1355年3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便成了这支队伍的首领。此时，刘福通在毫州立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他人，但又苦于自己势单力薄，只好暂时委屈求存，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年号纪年。公元1355年5月，廖永安的水军投靠了朱元璋，常遇春的队伍也归附了朱元璋。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破了集庆（今南京），并改集庆为应天府，并在应天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作为发展基地。此后的12年里，朱元璋救韩林儿后又杀韩林儿，韩林儿被刘福通立为皇帝，韩林儿多次加封朱元璋官职，并册封朱元璋为“吴国公”，朱元璋有心当皇帝，但当时实力不够，直到公元1366年，一直以龙凤年号号令军中。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大胜后，即吴王位，韩林儿是被朱元璋所“狭”的天子，但朱元璋仍奉之为正朔。公元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令廖永忠自滁州迎韩林儿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南）时，将其溺死。朱元璋便建立“吴原年”，因避讳“元”，便将吴元年称为“吴原年”，朱元璋建立“吴原年”，是在公元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不再用“龙凤”纪元。洪武元年是那一年？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洪武元年应该是公元1368年。从吴原年到洪武元年相差也就一年的时间，他能铸那么多“大中通宝”吗？既有背“京”，又有背“北平”；既有背“鄂”，还有背“济”；既有背“广”，还有背“桂”；既有背“浙”，还有背“福”；还有背“豫”等等，这样多的大中通宝不可能是战时铸造，只有太平盛世才可以铸造出来。同时，从公元1365年到1367年这三年间，朱元璋正忙于消灭张士诚、陈友琼、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政权，那有那么多时间来铸那么多的大中通宝？而且第二年就改为洪武元年。请看大中通宝（背北平）见图1和图2。
明朝军队攻下北平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公元1368年。吴元年是公元1367年，那么快就铸了大中通宝（背北平）去北平使用吗？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为什么不铸洪武通宝去用呢？当然，上图的大中通宝也可能是后人的伪造品、仿造品、假造品等等，那就叫待考品吧。
三、楷书是唐朝的主要书法成就
我们再来看看上述此枚大中通宝的钱文书法，“大”字楷书带隶意，“通”字楷书带草意，“中”字和“宝”字尽显柳楷书风格，这正是唐代书法的技巧。刘基也写小楷，但在铸大钱币上面，写小楷就无能为力了，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但也擅长书法。但洪武通宝的钱文的书法和大中通宝的钱文书法还是不同的风格。请看洪武通宝（背京）的钱文书体，见图3和图4。
从上述各图可看出，“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钱文的书法有明显的不同。请看玄秘塔碑中的“大”“中”“通”等字的书法，如图5、图6、图7。
从上述三图可看出，从“大”“中”“通”三字的书法来看，“大中通宝”的钱文书法与玄秘塔碑中的“大”“中”“通”字的书法有点相同。
四、明朝还用唐宋钱。
据邬朝祝先生和匡红焰先生共同编著的《古钱币收藏问答》载称：“明朝不仅用唐宋钱，还主要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唐钱和宋钱，并且是宋钱最多。本朝（明朝）铸的只占流通钱币的一小部分。”
根据以上四条理由，我认为“大中通宝”并非明太祖为吴王时，先行铸的大中通宝钱，很可能是唐代所铸的大中通宝。说句老实的话，我当时提出“有没有唐代的大中通宝”这一疑问，是在我研究“放牛洪武”的铸造年代的时候，在比较了几枚钱币以后，脑袋里突然冒出的想法，也怪我没有详细论证，就在文章的后面匆忙地写上去，这应该是我的文章中一个值得检讨的错误。
参考文献：
1、《明史解读》，主编：曾志华。华龄出版社出版，2014年1月第1版，2014年1月第1版，2014年1月第1次印刷，三河富华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2、《古钱的故事》，何林著。学苑出版社出版，201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北京东方七星印刷厂印刷。
3、《古钱币收藏问答》，编著：邬朝祝 匡红焰。湖南美术
出版社出版，2008年5月第1版，2008年5月第1次印刷，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4、《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杂志社编，主编：邱振中 吴鸿清。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4月第3版，2013年9月第5次印刷，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图1：大中通宝正面.jpg
图2：大中通宝背面(背小平).jpg
图3：洪武通宝的钱文书法.jpg
图4：洪武通宝(背京)京字的书法.jpg
图5：玄秘塔碑中的一个
图6：玄秘塔碑中的一个
图7：玄秘塔碑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