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如此表达其对“时间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困惑：“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哲学家们自他问出这个问题以来争讼不休，以至于时间哲学（PhilosophyofTime）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实奥古斯丁的这番话用于货币也并无不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货币，或关于它的信息。然而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思考“货币是什么”时，恐怕很难马上想到一个毫无争议的答案。
自边际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起，论及货币起源的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货币，或至少“真正的”货币，是从古代盛行的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自发浮现的最常用于交易的商品。这种设想大致如下展开：人类社会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历史阶段，各家各户仅仅消费自己所产的粮食，使用自己制作的用具，各家的产出仅够温饱，差异不大。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成员们发现大家各有所长，有人更善于粮食种植，有人更擅长家禽饲养，有人更精通工具制造。各人便开始倾向于或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领域，通过两两交换来获得其他产品。但人们的各种需求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经由两两交换而满足。对方恰好愿意并能够提供自己所需的东西，同时自己也能满足对方的需要，这种事情出现往往是巧合。但生活不能总是指望巧合。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式是——读者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当然知道怎么办，这个常识几乎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本能——每个需要交易的经济主体都持有一种他人愿意接受的东西。按照经济学家的猜想，世界各地的人们根据所在的不同环境，各自采用了一种或几种实物商品来充当这一角色。这些物品应该具有不易变质，容易分割，便于度量数量、质量等性质。只要有个别人先发现这样一种物品很受欢迎，进而想出用它来间接交换的主意，他人便会纷纷模仿，使得这（几）种物品脱颖而出，成为普遍的交换媒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货币。历史上最常见的这种物品是金银铜等金属。而近代大规模使用的纸币背后也必须有相应的贵金属支撑，否则便不是“真正的”货币。
身兼经济学家与中央银行家两种身份的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于1998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货币的两种概念》（Thetwoconceptsofmoney），将以上关于货币起源的设想称为M形式理论，M代表金属。这一基本理论所衍生出的一点是，应该先有货币，后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意义上的债务关系。如上所述，货币是在易货贸易中出现的，这一过程不依赖于债务关系。反过来，说甲欠乙多少钱，就预设了货币的存在。
这种受到经济学家欢迎的理论却饱受更注重挖掘历史材料的人类学家、钱币收藏家和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货币自古以来建立在国家权力上，其价值与金银铜等载体本身没有必然关系。古德哈特在论文中将此称为C理论或C模型，术语叫做名目主义（Chartalism）。根据这一理论，货币无论是由私人性质的主体抑或政府机构发行，最终都靠政府信用支撑，其本身无论是作为物品或电子信号，都不会有什么“内在”价值，而只是国家权力所保障的社会信用的表征。按照经济学家菲利克斯·马汀（FelixMartin），试图梳理和澄清货币概念的杰出著作《货币野史》（Money：TheUnauthorisedBiography，略带幽默的英文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 “货币：未经授权的传记”）所说：“货币不是一种作为交易媒介的商品，而是由三种基本要素组成的一套社会型技术。第一条基本要素，是用来衡量货币价值的抽象价值单位。第二，是信用记录体系，它可以在个人或机构从事与他人的贸易时，跟踪记录他们的信用余额或债务余额。第三，是原始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的义务转移到第三方，来结清某些无关的债务。”也就是说，只要一种社会事物集合了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用来衡量和记录价值的记账制度和去中心化转移这三个条件，就称得上货币。既然这三个条件都需要超越小团体而覆盖全社会的运作，涉及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就几乎不可能避免国家的参与。至于这种债务的载体是贵金属还是纸张抑或电子信息，反倒不那么重要。
历史证据压倒性地支持C理论。世界各地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货币最初临近出现前没有什么易货贸易，出现时也不是用于交易，而是贡献于宗教和政治仪式，或是用作致人伤亡的赔偿，又或是成为方便记录贵族之间人情债的礼品，还有就是作为战利品收集铸造后发给将士充当军饷。这些场合显然到处可见国家的有形之手。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的《债：第一个5000年》（Debt:TheFirst5,000Years）对这些历史现象做了归纳记录。以第二种情况为例。一般无政府社会中对个体暴力的回应只能是自力救济，即血亲复仇。但这样双方家族很容易陷入轮番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循环，恢复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办法是有权威的第三方，即国家或贵族团体等国家的雏形，让其中一方（或双方）给出物质赔偿。这就可以在尚未出现分工交易的社会发明“价格”。如果杀死对方一个人的损失能以两头牛的代价还清，那么此后以牛或别的什么来给物品交易定价就不需要太多想象力了。这也意味着，与M理论的推断恰好相反，债务的概念要先于货币出现。顺便说一句，这样的话我们或许会对“血债要由血来还”这个说法有新的理解和感受。另外，易货贸易往往出现在政权倒台后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法定货币失去信用时。M理论第一难以处理已经习惯使用货币的社会“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历史现象，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分工化社会为何不能较快地演化出新的货币来。
货币理论若要站得住脚就必须能够解释，用作交易媒介的货币的制造成本为何一般明显低于币值。纸币时代即是如此，现在的电子货币时代就更是这样了。这对C理论来说不是难事。因为货币的背后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对国家来说，它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迫使人们主要使用这些实际发行成本极低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以征收铸币税；另一方面，它承诺处理交易中可能产生的纠纷，提供“保护产权”这一服务。而对经济主体来说，一方面使用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法定货币，交易会更安全；另一方面的动机是网络效应，在自己之外的大多数人都使用法定货币的情况下，一个普通人最优的选择就是随大流，这样挣得的货币容易出手，换回自己真正所需的商品。这么一来，我们读到古德哈特在论文中对历史所作的如下总结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历史上出现过的绝大多数的铸币厂都是国家运营；少量私人所有的铸币厂，大多也有国家插手，由其规定铸币纯度并抽取税费。
而M理论首先在金本位时代必须将货币分层，判定黄金白银才是“真正的”货币，纸币、银行存款只是黄金的代表或衍生品，出于方便而被使用。但在纯正的金本位时期，即一战前西欧的几十年，黄金作为准备金往往不超过银行发行在外的货币总量的2%。换句话说，如果要把交易中使用的纸币和电子货币都看作是黄金等“真正的”货币的代表物，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前者中的绝大多数是伪币。其中哪些是，哪些不是？这个问题真的有意义吗？
历史上有些M理论的信奉者觉得这个问题不但有意义，而且很重要。他们认为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否则便是欺诈。《货币野史》描述了这一货币思想的代表人物洛克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将其付诸实施，要求硬币都必须“足重”的后果：“整个工作从流通环节中回收了大多数现存的硬币，重铸后返回流通环节的硬币数量则减少了。而且由于新的、足重的硬币在国外作为银块的价格依然高于其在英格兰作为硬币的价格，很多新硬币立刻被出口了。市场上的硬币立刻出现了极度短缺。通货紧缩出现了：商品价格下跌，商业信心受挫，贸易活动萎缩。”
此后人们很少再犯这个错误。商业社会中使用的货币在二十世纪甚至从金本位逐步过渡到了纯粹的信用货币。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切断了金汇兑本位制下世界主要货币与黄金的最后一点联系。这一天世界并没有因为主要货币不再“代表”背后的黄金而立刻崩溃。事实上，人们继续使用这些货币进行支付和储蓄投资。M理论对此能说些什么？莫非现在我们使用的货币100%是伪币了吗？相反，对于C理论来说，二十世纪的这一进程只是使货币更清晰地显露出了它的本质而已。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纯粹”金本位是货币历史中一段同样未完全摆脱国家的影子，但由于当时地缘政治和技术条件的机缘而让银行及少量大客户以黄金作为储备用于相互结算的商业惯例放大了影响的特殊时期，不能仅仅由此得出太多普遍性的结论。
统一的法定货币在主权国家兴起，其中有国家强制要求私人交易使用这个因素，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般只有法定货币可以用于纳税。哪怕我们忽略纳税的政治意义，也要意识到政府几乎总是各国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其开支占GDP的比例少则一两成，多则五六成，并且往往靠赤字为此融资。没有多少供应商和债券投资者在结算币种问题上会执意不愿配合这个重量级客户。另外统治者个人也许不是最讲信用的借款人，但政府的债务问题毕竟还有可能靠将来强制征更多税来解决，并不必然比其他借款人更没希望，而人们恰恰经常还需要政府为其追偿其他违约者的债务。政府作为法律纠纷主要仲裁者将法定货币单位用于确定判决中的赔偿金额，也有助于巩固法定货币的地位。除非法定货币的通胀率和汇率波动实在离谱，否则法定货币的潜在竞争者就算在没有被强令禁止的情况下也会被边缘化。最后，当M理论的支持者绝望地举出诸如监狱中囚犯们私下以香烟作为交易媒介换取其他物品等自发形成的“货币”的例子时，C理论学者大概只会轻松地回答说，这差不多相当于指控有人犯了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而实际上涉事的只是几盒老鼠药。
（《货币野史》、《债：第一个500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